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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意外收获（第4页）

联防队员翻着证件挑刺："

这照片不像你"

、"

印章模糊是假的"

，然后直接撕毁证件要求"

补办"

。

有些联防队甚至在长途车站设卡，刚下车的农民工还没找到工作，就先被罚得身无分文。

敢争辩的往往会被扣上"

盲流"

帽子，连人带行李塞进面包车拉到郊外丢弃。

这些行为背后是扭曲的"

创收"

机制——当时许多联防队的工资与罚款金额挂钩。

农民工既无维权意识，又怕得罪"

穿制服的"

，只能默默忍受。

这种系统性欺压，成为那个年代农民工进城必须经历的"

入门课"

。

老张是个极其富有正义感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气得他不轻，知道这群闲散青年组成的联防队又在欺负没有暂住证的民工了，如果放到平常，敲诈民工点钱也就罢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竟然打起人来。

那时候，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他们背井离乡，怀揣着改善生活的朴素愿望，却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遭遇了种种不公与欺辱。

这些来自乡间的劳动者，往往被贴上“外来者”

“低端劳动力”

的标签，成为城市底层最脆弱的群体。

在建筑工地、工厂车间、街头巷尾，农民工的权益被系统性漠视已成常态。

包工头肆意克扣血汗钱，工人们攥着皱巴巴的欠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简陋的工棚里挤着十几号人，发霉的被褥与裸露的电线交织成危险的生活图景；城市管理者挥舞着罚款单据，将摆摊谋生的小贩追得四处奔逃。

更令人心寒的是，当这些皮肤黝黑的劳动者挤上公交车时，常有乘客掩鼻侧目，仿佛他们身上带着原罪般的污秽。

劳务市场门口蹲守的人群中，常混迹着以介绍工作为名的骗子；医院急诊室会先查验他们的暂住证才肯施救；就连子女想进公办学校，也要面对借读费的高墙。

某些私营企业主将农民工视为“会说话的机器”

，工伤致残后往往用几千块钱打发回乡。

每当春节前后的讨薪潮涌起，总有人爬上塔吊以命相搏，这些极端场面背后，是无数被碾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