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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2页）

为傲，始终保持着乡野之间的柔韧和身为女性的慈爱。

她平素省吃俭用，却一次性将积攒多年的大笔银子用于购买田地，以救济穷人，成立了建德县的第一个慈善机构；吴氏七十岁那年，子孙孝顺，打算给她办一个盛大隆重的寿宴，吴氏执意不肯，唯恐破费太过，既铺张浪费，又伤害生灵，最后孩子们折衷将这笔钱用到慈善事业上。

如周馥，如吴氏，这样一双父母教养出来的孩子，确然没有一个，是令人失望的。

长子周学海，早年潜心儒家学说，后入医道，成了晚清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著有《脉学四种》《脉义简摩》8卷医学著作；次子周学铭，继承父业入仕，少年有才，青年时期过殿试任职翰林院；三子早夭；四子周学熙从商，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商业版图最为繁荣的实业家之一，与张骞并称“南张北周”

，亦是周家第二代中至关重要的一位；五子周学渊继承了父亲的文人气息，是当时有名的才子，曾与北大的辜鸿铭同组诗社，1906年曾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六子周学辉，虽然是周家备受宠爱的幼子，上有五位兄长与三位姐姐的他最有纨绔的资格，然而这一生，他与四哥周学熙一同建立了浩大的周家纺织帝国，将“打仗亲兄弟”

这句话，发挥到了极限，在周学熙隐退之后，他接过了旗帜，继续奠定了周家的商业基础，当张骞家族已经逐渐没落之时，周家依旧鼎立。

追忆往昔，岁月峥嵘，从晦暗动荡的晚清到群英雄起的民国，再至百业待兴的新时期，直至百年之后的如今，这个家族依旧温和而不失气度地屹立在华夏国土上，它历尽时光洗礼，走过血色硝火，趟过荒野枯漠，受得住折辱，经得起荣华。

当晨曦再度降临，当旧事散入晨风，后人仍不敢忘却，先祖垂暮年月里的铮铮告诫。

1914年，为避战乱，迁居青岛已有两年的周家，再度举家迁往天津。

1921年，周馥病逝于天津津门，这位一生报国的老者，在病逝前，依然谆谆叮嘱病床前的子孙：“吾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及到山东到两江，间遇外人要挟，吾从未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与外人以借口之端。”

——公之一生，坦坦荡荡，上可对日月，下可对尘土，其子其孙，莫失莫忘，莫愧己心。

陆游曾寄语儿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放翁没有看到王师北定那一日，然周馥在百年后，他的家族依旧兰桂齐芳，满庭葳蕤；依旧根深叶茂，同气连枝；依旧劳心家国，兼济天下。

对于这样一位有信仰、有追求、有抱负的旧式文士而言，大约足以长笑慰怀。

植根于时代巨流

周家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周学熙，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他借着父辈的些微助力，打下了偌大一方江湖。

若到金庸笔下，周学熙估计是少林寺藏书阁里的扫地僧，仿若平平无奇，甫一出手，黄风落叶，剑气摧花，横扫一片不在话下。

其实这位“扫地僧”

幼年过得不算好，母亲因疾未能亲自哺育他，以致小时候的周学熙身体一直羸弱。

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周学熙也十分上进好学，原本也是效仿父兄走科举，入仕途。

他读书很不赖，尤其是数学、地理两门，格外出众，可见他虽然身骨偏弱，却思维灵巧，心思活络。

1895年，周学熙如愿考中举人，但在接下来的考试中他没有脱颖而出，一连数次，都名落孙山。

思索再三，他决意放弃科举，出钱捐了一个候补道。

正是这个决定，忽然之间，如星辰并轨，如沧海逆流，改变了他的整个宿命，也改变了周家的命运。

在周学熙之前，周家是传统的官宦之家，如无意外，后人都将沿着预设的轨道走下去，读书、考试、中举、出仕、提携族人、扩大影响、培养下一代，纵使转行，也不外乎是治病救人、研究学问；而周学熙，给了这个家族另一个可能性，仿佛是感受到了时代在冥冥之中的召唤，周家自此由政从商，开始了一场悄无声息而近乎完美的成功过渡。

而这个过渡，毫无疑问，归功于周学熙。

1903年，周学熙出使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够日益强盛，不外乎致力于“练兵、兴学、制造”

三件事。

而“制造”

里的重中之重就是实业。

归国后，他被提拔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这为他“实业救国”

的理想提供了极大方便。

1906年，周学熙成立了新洋灰公司，公司一开业，他就大刀阔斧地革新机器，提高生产率，将原本每年只能生产18万桶水泥的产量，跃增到每年24万桶。

四年之后，他从丹麦等国购置了新一批机器，再次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到了1921年，新洋灰公司更名为启新水泥，规模已经扩大了两倍，每年能够出产83万桶水泥，并随之成立了配套的机械厂。

随着不断的收购和强化，当时市面上的水泥几乎被启新垄断，后来日本水泥进入市场，给许多民营水泥厂带来了灭顶之灾，启新也受到波及，幸而启新根基深，资本雄厚，技术先进，并没伤及元气，依旧屹立不倒。

启新的成功，与周学熙的战略目光和超前意识密不可分，亦是他，敏锐地注意到在一战爆发不久后，华南地区的纺织业不断兴起，而当时华北地区纺织业还是大片空白，他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商机。

他当机立断，寻求合作力量，选址、建厂、招工，不久之后，天津华新纺织厂成立。

最初采取“包工缴办”

法，即每件纱规定工缴费用。

当时，在棉贱纱贵的情况下，华新开厂以来，很快实现丰厚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