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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2页）

此后，钱镠便将这样的教训写入了《家训》，后来，钱氏子孙即使名扬天下仍将克勤克俭、洁身自好。

比如文学泰斗钱锺书便是如此。

当年钱锺书成名以后，各种邀请纷至沓来，有不少邀出天价只为求他一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曾出十六万美元的高价邀他讲演。

然而，他并不为之所动，而只说那里的学生有些地方还未达到可以与之交流的程度，对方才作罢。

就是这样一位身价不菲的文学大师，家中的装修却始终保持着朴素简约的风格：沙发是用了多年的旧物，四块木板加红砖搭起来的书架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书。

夫妻二人过着简单不奢华的生活，所有的盛筵和繁华都留给了知识。

《钱氏家训》里还有不少强调孩子读书习文的重要性，如“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

读书一事自古便列为高雅之事，特别是后来科举兴起，读书成了封建社会中底层人士摆脱现状、改变命运的出路。

正因为如此，读书人中有不少是出于名利的目的去学，功利心十分浓重。

但钱家的先贤们倡导读书并不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将其作为追名逐利的工具，其初衷是认为读书可改化愚钝、开启心智，做明理之人。

这一训导在钱氏家族中十分受用。

钱锺书嗜书如命，因此得了一个“书痴”

的雅号。

他所著的书里旁征博引不说，学术成就之高与他读书之多、之全不无关系。

钱伟长的父亲去世较早，他自小家境就较为困窘，母亲独自支撑起这个家，时常有捉襟见肘的时刻，但即使生活再困难，钱伟长的母亲都不曾让钱伟长辍学在家。

有人劝钱伟长的母亲让孩子早点出来打点零工帮补家用，但是她拒绝了。

她说我们再苦再累，也要让他读书，因为钱家古训里的这个教导她铭记在心。

读书一事现在被多数家长所看中，然而，其初衷和目的并不都是为了让孩子通晓世事、明白事理，有些仅仅是为了考学，有些只是为了颜面，至于孩子是否真的开卷有益家长并不关心。

更有甚者，凭借时代机遇和自己前期努力累积的财富，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过上物质丰富的日子，于是开始膨胀，认为自己的财富足够让孩子几辈子衣食无忧，于是抛出了“读书无用论”

，竟也被某些家庭认可和推崇。

其实，这样的想法十分偏激，先不论坐吃山空是否合乎情理，启发孩子读书的心智、培育他的情商健康发展，这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怎能因一时物欲横流便弃而不用，这显然是一种眼光短浅之举。

除了要求子孙博览群书以外，《钱氏家训》中还倡导后世子孙要懂得写，所谓“能文章则称述多”

。

钱氏后人辈出的人才中虽然分属各个领域，但不少人都写得一手好文。

在强调自身修养的同时，要以国家大义为己任，淡泊名利，在国家民族需要和自我利益面前毅然选择前者。

从开篇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开始，安身立命的基本理念已被铺垫，后又言“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社会责任担当在心、行动于身，万事以民为重是钱氏家族给予社会的承诺。

上升到治国理念，家训亦有着墨：“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这些光彩照人的警世名言，均在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中成为滋养后人品格的甘露，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牵引前行的灯塔。

我们今天看《钱氏家训》，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部流传千年的文章，也不仅仅因为它曾培养出大量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人物，更重要的是这些家训到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教育意义，仍旧可视为教育子女的典藏。

我们现在关注子女的身心健康，关注他们的学业成绩，也关注他们全面发展，但是却极少为他们立下如此高远的志向和心境。

也许我们总认为孩子不一定会成为影响时代、影响历史进程的那个人，所以关于这方面的培养、可有可无，但关于思想境界培养的意义其实远非如此。

从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三钱”

之一的钱伟长“弃文从理”

的故事中便可看出思想境界培养的重要意义。

早在钱伟长入读清华大学之前，受其四叔钱穆（著名的文史学者）以及文史老师吕叔湘（著名的语文学家）的影响，他在文史方面极具天赋。

当年参加清华大学招生考试时，钱伟长面临的是一道名为《梦游清华园》的作文题，当很多考生被老师圈圈点点时，钱伟长写的那篇四百五十字的赋，却让出题目的老师想改都改不了，最后只能给了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