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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2页）

士族兴起之后，个体意识觉醒，又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所以其中的许多人开始讲究养生，希望自己珍贵的生命能够活得更长久一些。

中国的养生文化在魏晋之前只局限在极少数的统治阶级范围之内，所以不成气候，到魏晋士族兴起之后，整个士族阶级都有条件讲究养生了，中国的养生文化才真正形成。

第一篇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理论文章就是嵇康的《养生论》。

嵇康在《养生论》里提出了很多宝贵的论点，如他说养生要同时注意养神和养形，而养神更重于养形，神为形之君，都是至今仍然有重要价值的观点。

嵇康在《养生论》里还说到，服药可以延年，这大概也是当时相当流行的观点。

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以来，讲究服药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了一时风气。

当时流行一种药叫五石散，是用五种矿物炼制而成，五种矿物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石硫黄，另佐以海蛤、防风、栝楼、白术、人参、桔梗、细辛、干姜、桂心、附子等十种中草药，捣筛为散，用酒送服。

服用这种药后，要吃冷食，所以五石散又名寒食散。

但是喝酒却要喝热酒，喝酒之后还要走路，以发散药力，称为“行散”

或“行药”

—现在说的“散步”

可能就是“行散”

演变的。

五石散既然要用酒来佐服，那么喝酒的风气自然更盛了。

服药与饮酒在当时名士中很流行，据学者李修建的粗略统计，就有二十几位名人的服药饮酒是有记录可查的【1】。

五石散这种药物是用五种矿物炼成的，而服药的禁忌又很多，稍一不慎就可能丧命。

从留下来的历史记载来看，有服了以后身体变好的，如何晏；但也有触犯禁忌而丧命的，如裴秀。

恐怕有更多的人虽未丧命却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我很怀疑，那个时代之所以有那么多性格古怪的人，可能就跟服药有关。

比如前面所讲的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有一次朋友来访，因为没有预先通知，居然撞见他老兄在家里一丝不挂，他还自我解嘲说，我是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世说新语·任诞》第六则）从前的人都说这表现了刘伶的旷达，自然不能算全错，但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他老兄正好服了五石散，全身发烫，穿衣服不舒服，便干脆脱光了。

人服了五石散会皮肤发热，变得很敏感，如果衣服太粗太硬，穿了便难受，所以当时服药的名士都不喜欢穿新衣服，因为新衣服不够光滑，也不喜欢穿刚洗好的衣服，因为古时洗衣都要用米汤浆，晒干了就很硬。

他们宁可穿旧的脏的衣服，而且很少洗澡，结果身上就容易长虱子。

长虱子本来不是一件光彩事，但在那个时代却变得光彩了，因为你必须是贵族是名士才有条件有知识服五石散，服了五石散才会常穿脏旧衣服，才容易长虱子，所以长虱子倒变成了有钱有闲有文化有地位的象征。

就像今天西方女人以古铜色的皮肤为美一样，因为古铜色是晒出来的，有钱而且又有闲的人才可能常常到海边或度假胜地享受日光浴，一般人是享受不起的，所以古铜色的皮肤就意味着富裕闲适，是上层阶级的象征。

看魏晋时候的记载，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身上都长虱子，而且一点都不以为耻。

嵇康在写给山涛的绝交信中就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性复多虱，把搔无已”

。

据《世说新语·雅量》第二十二则，东晋初年的名臣顾和坐车上朝的时候，停下车来抓虱子，另一个大臣周经过他的车子，他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夷然不动”

。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例子，是关于北朝的名士王猛的，他后来当了苻坚的宰相。

在他还没有出山的时候，碰到桓温北伐，他便去找桓温，想试探一下南朝的情形，看看能不能到南朝去做官。

他在桓温的面前一面抓虱子，一面侃侃而谈天下大势，用文言文来说就是“扪虱而谈天下事”

。

这“扪虱而谈天下事”

后来就成了典故，常常拿来形容名士，但须是真正的名士、有本事的名士才行。

至于那些没本事的假冒名士，就只会服药喝酒脱衣服抓虱子，却不会谈天下事。

没有真本事的所谓名士，只是一些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