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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家事国事天下事二（第3页）

参加会议的一半是议会系统的人员，囊括了各党各派的代表，比较激烈的，比如参议员李烈钧就认为，乱世须重典，现在虽不能说是乱世，但仍需重典，对于贪腐应修改现行法律，严厉制裁，应当学一学朱元璋。

更多的人，比如梁启超，则认为贪腐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比起晚清政府，现在不知好了多少倍，很是为政府说了些公道话。

令龙谦悲哀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制度问题，不是主张严刑峻法，就是默认贪腐，认为根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

龙谦发言说，还是要靠制度。

共和国是历史上咱新的国家制度，将议会比作御史台是不切当的。

如果政府的每一笔开支都得到来自政府系统之外的监督，贪腐就会少的多。

工程建设、大宗采购如果按照已有的制度，比如招投标制度、省市县长办公会议制度、过程中和事后的审计制度运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贪腐也会少的多。

龙谦承认，这个办法虽然是治本之策，但需要时间，需要创造条件。

他本人同意李烈钧先生的部分意见，修订法律，加大对贪腐的制裁力度。

那次研讨会后，政务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访了美英加等国，学习研究他国的做法，议会和司法部修订了有关法律条款，但实际效果如何，尚需检验。

这就带出了一个新问题。

即公民的法律意识问题。

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候是讲德治的，将打官司的人视为刁民。

对于国家颁布的刑法、民法及相应的诉讼法律，没几个百姓懂，更不会用。

司法体系建设搞了好几年，用王宠惠、伍廷芳等人的话说就是两张皮，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情况好些，广大的农村情况依旧。

一个文盲率超过70%的国家普及法律之路艰难无比。

这些问题还不是主要问题，内政问题在龙谦看来最严重的有三，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二是蒙山军元老们的问题，三是自己的“***人”

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

其实，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宪法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政府组织法》也讲的很明白，中国不是美国的联邦制，各省并无自治权，而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行使省一级的行政权。

但连省自治的呼声一直存在，凡是原先民党势力强的省份，比如浙江、福建、江西、广西等省，总在和中央闹别扭，嫌地方的权力小了，特别是税收方面，地方认为自主权太小，地方没有财力，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中央，什么事都办不了。

江苏广东也算民党根基深厚的省份，由于蒙山军接管早或者下派官员多，情况就好的多。

另一类是边疆省份，比如正在闹事的新疆，教权威重的西藏青海，也在呼吁扩大地方的权力。

通过正当渠道传上来的呼声，中枢采取耐心的正当的手段解决，更多的通过中枢和地方的官员交流来解决，非正常渠道的呼声，中枢则用非常手段处理，国安总局名声不佳，和这有很大关系。

连省自治也好，联邦制也罢，龙谦是绝不允许的。

便是蒙疆藏疆回疆提出的民族自治要求，龙谦也没有答应。

他认为在现阶段，必须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方能集中有限的资源财力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和改善民生。

但这种思想并不为中枢所有人所接受，也有放权的建议，比如出任副总理的唐绍仪就认为中枢管的太多太死，放权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而接替段祺瑞出任财政部长的熊希龄则从税务上看问题，认为现行的税制需要调整，应该给地方一些财权，不要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报到中央来。

集权和分权是历代王朝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中央必须依靠各级地方政府来治理，建国之初是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县，现在是四级制，多了个市级，因为感觉到省级政府直管县级有些“累”

，这个决定造成了“吃皇粮”

人数的激增，增加了财政负担。

龙谦曾为此发了脾气，批评政务院没有长远观念——一个政府，总是走精简到臃肿之路，历史的教训摆在那里，为什么不汲取？

到现在，分权的呼声并未平息，议会不断有提案，递到政务院，统统束之高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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