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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踏歌行（第2页）

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

（注2）反对募役法的苏轼，在变法实行多年后说出了自己的反思：“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

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

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当年满腔热血的反对变法，如今看到变法卓有成效之后，才知道当初竟是自己错了……新政为豪绅官僚所不喜，苏轼态度的些微转变，在某些人看来，便是敌人，当除此而后快。

嗯，高俅是王安石的迷弟。

李格非却以为是贼寇所为。

仁宗朝时，天下盗贼横行，遂以“盗贼重法”

治之：“自嘉佑六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后稍及曹、濮、澶、滑等州。

熙宁中，诸郡或请行者，朝廷从之，因着为令。

至元丰，更定其法，于是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

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

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处。

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

（注3）

虽然，神宗皇帝支持变法，王安石推行“报甲”

，“盗贼比之昔时，时减七八”

，但改革失败，盗贼复起，四处为祸。

有鉴于此，元佑二年五月廿一日，朝廷发布惩治强盗贼匪条例十余条，要求各地方官员严格执行。

苏轼是主张强力荡寇的，熙宁七年便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称：“若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则朝廷之忧，恐非十万贯钱所能了办。”

去岁知杭州，又上奏状诉告盗贼横行之起因及危害，奏请调遣厢军平寇。

显然，苏太守属于鹰派，手段强硬，这定必让盗贼们惴惴不安，干脆先下手为强。

这……极有可能。

对这两种判断，王棣均不以为然。

苏轼在士林名声极佳，乃是文坛领袖，本地官僚豪绅敢下黑手？一旦震惊朝野，地头蛇又如何？不怕陷入万劫不复？

至于说盗贼，大抵是逃荒的小股流民，几无占山落草为寇者。

这些“盗贼”

本质上非邪恶之徒，只求温饱而已。

苏轼的“荡寇”

并不是要赶尽杀绝，而是诉求“化寇为良”

，哪至于拉了这么深的仇恨？真正的贼寇横行还得有个十几二十年。

虽然，因为蝴蝶效应，某些事提前或延后了，但据目前所知，方十三仍未成大势……

呃，好吧，其实王棣便是怀疑方十三，虽然他并非李格非所言之“贼寇”

。

可是，他无法指证方腊方十三会在杭州起事，也不好拿摩尼教欲“推选”

苏小妹为“圣女”

一事刺激刚脱离生命危险的苏轼，只能是含糊其辞地提及摩尼教，说此教所谋甚大，自入中原来每每蛊惑人心甚至挑引民怨，藉以混水摸鱼寻求影响力（利益）最大化。

这样的教派，需要打压，就算是未雨绸缪，也要摁住不让其出头。

嗯，这便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