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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志高才疏清宣宗道光（第3页）

道光五年六月，道光帝分别给阻挠海运、又拿不出漕运办法的大学士孙玉庭及江浙有关地方官员以革职、降级、调用等处分，改派琦善为两江总督，并任命富有改革精神、政绩卓著的安徽布政使陶澍为江苏巡抚，命他们切实筹措海运事宜。

然后上奏，主张海运漕粮。

道光帝同意试行，并于上海设立海运总局，由江苏派遣官员管理，在天津设立分局，由朝廷派遣官员验收。

海运计划确定以后，陶澍再次亲赴上海督办。

道光六年二月初一日，第一批海运船只，装载漕米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余石扬帆出海了。

海船自吴淞口出驶，东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铁槎山，历成山，西转芝罘岛，稍北抵天津，总计水程四千余里。

道光帝派遣朝廷重臣赴津验米，米色滢洁，且时间缩短，运费低廉。

此后，继续由海路运送漕粮。

至六月初，江南漕米全部运完。

道光帝实行海运漕粮，当时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后来，由于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他并没有能坚持实行下去。

清代盐法，大率因明制，各省行盐循用纲法，招商认窝（产盐地），领引办课，引从部发，遂使盐业之利尽归盐商。

各盐商层层盘剥，兼之各省官绅皆视盐务为利薮，或藉口办公巧为侵蚀，私取规费。

积习成弊，积弊成例，致使私盐充斥，官引滞销，国与民交受其困。

道光时，盐业困顿凋蔽，愈益严重，而当时两淮之盐，销区最广，商疲课绌，积弊亦最深。

道光十年，两江总督陶澍以淮盐疲蔽已极，屡陈积弊情形，并请删减浮费，停缓摊补。

不久，道光帝批准实施了革新盐政的措施，将两淮盐政裁撤，其盐务改归两江总督管理，以一事权。

进而在道光十三年，推广实行票盐制。

所谓票盐制，即于场区适中地点，设局收税。

无论什么人，只要照章缴纳税课，即可领票运盐，在限定的地域范围及规定的期限内自行贩卖。

票盐制革除了专商专岸之弊，改变了过去盐商垄断盐利的局面，国家则可收化私为官之益。

由于票盐制手续简单，官吏无由侵扰，成本减轻，商人因而争相经营。

票盐法于道光十二年首先在准北地区三十一个州县实行，效果十分显著，不到四个月，清运三十余万引（一引为四百斤）场盐运销一空。

票盐制广为推行后，私盐不禁自绝，官盐畅销无阻，盐课成为国家财政一大收入。

由于票盐法行之有效，时论皆以改引行票为救弊良策。

票盐法行之有效，实为利国利民之举，但此举受到和过去行盐之法利害相关的各种势力的反对，导致道光帝推行票盐法阻力重重，最后不得不使盐政的改革半途而废。

道光六年，他曾以畿辅重地，有碍地脉风水为由，禁止商人于宛平等五州县开采银矿。

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对开矿有了些新认识，在一道上谕中明确地指出：“自古足国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国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万民之用。”

道光二十八年，他又在另一道上谕中称：“开矿之举，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仍是藏富于民。

“足国之道，首在足民”

，“藏富于民”

，这种观点的提出，表明道光帝在治国之道上的一种真知灼见。

道光帝同时以实际措施鼓励开矿。

他对藉口办矿“累民扰民”

，“人众易聚难散”

而反对开放矿禁的官员进行劝导，告诫他们不能“因噎废食”

。

他严饬地方官员不得“畏难苟安，托词观望，游移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