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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他的画，有风景写生，有人物肖像，有时候他还拿我卖钱。

还有一类作品是印象派，在当时美术界非常前卫，全是各种颜色的看不懂的圈和线。

我经常跟他说印象派可以帮你画，这种画我三岁时就会。

圣诞节我回贝德福德郡叔父家住了两周。

埃德加没有回家，留在出租房里卖画。

二周后我回来，他告诉我安得蒙来找过我。

他是一个人来的。

“我说你回家了，他就走了。”

那是1937年，第三帝国正在崛起，意大利退出国际联盟转而与德国和日本结盟，西班牙内战。

我把父亲和母亲留下的两木箱书与笔记由贝德福德郡带到了伦敦，开始漫长学习过程。

我看一本烧一本，到1938年夏天，正式把它们全部烧完。

那段时间，我总是回忆起母亲。

我看她的笔记，她娟秀的字迹旁常常有父亲的钢笔批注。

记忆中母亲总是靠在垫了厚靠垫的沙发上看书，当我蹒跚过去时，她会放下书把我抱到膝盖上，轻柔的哼小曲。

埃德加说得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相信，还有谁能够相信呢？

母亲灰蓝色的眼睛很美，温柔的落在每一个和她说话的人身上。

这种温柔的目光注视过我，注视过父亲，甚至注视过安得蒙。

安得蒙说，母亲在密码学上有独到的见解。

阅读她笔记的日子里，我发现她真正的天赋其实在于数学，然而她把毕生的精力用在了为祖国破译密码上。

甚至当她隐退多年后，在最后一本笔记里，她依然想办法把破译方法归纳为了一些数学公式。

这些公式适用于“迷”

的前生——当时早期的机械加密器。

我想是对英国的爱支撑着她走到这么远。

她短暂的生命定格在照片上，永远是那位娴静温和的少妇。

我开始在空闲时间里试着理解她留下的公式。

其间我又见过安得蒙一次。

那是一个巧合。

我的兴趣回归于数学。

剑桥是数学天才聚集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就永远不缺乏交流的对象。

我加入了一个数学俱乐部，认识了很多朋友。

艾米丽。

罗特，她大学二年级那年已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了关于抽象代数的论文。

还有亚当。

门萨，美国人，二十六岁的剑桥客座教授。

周末时林顿偶尔也会加入我们，提到工作地点，他永远只说在“高尔夫与象棋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