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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伦敦还算繁华，人们流连在剧院和酒吧，白兰地和葡萄酒的价格也没有飙到1940年的高价。

而离伦敦只有九十英里的剑桥，在记忆中就更像一个世外天堂。

我被剑桥国王学院录取的时候叔父以为那又是一个恶作剧。

他暴跳如雷，差点把封着红色火漆盖着剑桥印章的信封扔进炉子里。

然而两个月以后我还是从贝德福德郡搭火车到伦敦，拖着行李箱挤出车站，搭上长途汽车，半路在剑桥跳下来。

下车的瞬间，傍晚的霞光扑面而来，远处高耸的塔楼尖顶和礼堂落满温暖圣洁的橘黄色，耀眼得我几乎要用手指遮住眼睛。

浮云之下，世界显得那么安宁美好。

我拿着介绍信费力的找到了灰鸽子街72号。

房东是叔母的朋友，和善的伦敦单身老太太。

两层红砖楼房，门前有白色栅栏围成的小花园，种满了金雀花。

栅栏上斜挂了个送牛奶用的小木盒。

我在这里住寄住了五年，第二年我遇见了安得蒙，第四年他离开了我。

然后我又在这里等了他一年。

我在剑桥国王学院学数学，成绩不算差。

叔父说过，我是个除了数学什么都不会的白痴。

遇到安得蒙后我才发现，原来和他比，我数学上也是白痴。

第一次见到安得蒙是在图书馆外的开满粉色小花的苹果树下。

春天的剑桥很美，我抱着两本黄色小说从图书馆的拱门里出来，磨蹭着不想去见第二学年的新教授。

高等数学据说换了学术界的大人物，不仅在数学逻辑学和量子力学上深有造诣，甚至对密码学都有涉猎，光得的奖项能把人压死。

我对胡子拉碴的老头子没有兴趣，连逃了四次课。

埃德加帮我点名被逮住了，告诉我教授说不想上课可以，但必须要带着期末要交的论文亲自去见他。

（对了，埃德加是我朋友，学油画，经常代我去数学系的课堂点名。

）

苹果树不高，安得蒙就站在树下，依着树干靠着，单手插在长裤口袋里，肩膀上落了几片细碎的花瓣。

他身材高而瘦，穿着干净整洁的白衬衫，阳光透过花瓣和椭圆形的树叶洒在他身上，整个人像埃德加的油画，色调柔和而温暖。

他身旁围绕着一圈学生，似乎在解答某个数学问题，埃德加也在里面。

我挤了过去。

我入学是在1936年，当时政治局势已经比较敏感，密码之类的东西一般很少有人公开讨论。

我走过去时埃德加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长串数字。

我皱着眉头认了半天，拖长调子念出来：“iloveprofesrandeundwil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