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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2章 民族学是如何在中国消亡的（第3页）

然而，民族学之‘史’的气质，给原本重‘经’的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啥跟你们说这些废话呢，简单来说，就是一开始西方也把‘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同于‘民族学’。

因此，在国内，也有种说法，这个三个称呼其实都是一个玩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很长时间内，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三者的关系是很模糊的。”

“尽管模糊，但不同的学者翻译不同的文献，受限于语言的关系，接触的文献比较单一，因此，理解起来也各不相同，在早期引入国内的时候，各种说法也极为混乱。

但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这三者的关系，也大致捋顺了，或者说，已经本土化了。”

“这么说，你们听明白了吧。”

大家点头。

吴宗麟说，“你是想告诉我们，其实梁先生用文化人类学的名义招研究生，其实就是招民族学的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吧？”

苏亦笑，“聪明，总结得很到位。”

吴宗麟忍不住翻白眼，其他人都笑起来。

苏亦说，“其实在梁先生看来，民族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人类学’，但两者的区别，他也没有机会发文章论述，这是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具体啥情况？都跟我们讲一讲。”

沈明问。

白槿问，“这些跟梁先生不用考古学的名义招研究生有关系吗？”

周雅琴也说，“对啊，苏亦这里面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被你说糊涂了。”

苏亦解释，“关系很大，我简单跟你们分析一下。

一般来说，按照西方学术分类，人类学可以分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以及体质人类学几大类。

前两者，跟民族学密切相关，所以国内的人类学学者基本上都搞民族学，比如之前咱们提及杨志成先生，就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回来负责中大人类学部的工作。

早期的蔡元培、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志等人都是去西方留学，因此，都全面掌握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

受到他们一帮人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高校都是按照他们的方法来的，不管搞民族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是这套方法，结果，建国以后就行不通了。”

吴宗麟问，“为啥行不通？”

沈明说，“意识形态问题啊。”

苏亦点头，“确实如此，民国时期的，就不讲了，太杂乱了，你们知道国内第一个人类学系是厦门大学创办的就行了，而国内‘学－系制’制度，则是1919年蔡元培在北大正式推行，即以‘系’代替原来的‘门’，同时取消原来‘科’的设置，并将性质相近的系合并成‘组’。

反正，咱们现在喊的民族学，人类学系，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些都是题外话。

我比较了解民族学，就以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为蓝本，你们分析建国以后，为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会消亡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重头戏来了，屏声敛息，认真倾听。

苏亦见状，“不用这么正式，随意聊一聊。”

等大家放松下来，他继续。

“1949至1964年，中国民族学界经历了两场大规模的冲击，第一场冲击是大规模的学科改造，第二场则是全面参与全国民族大调查并创造辉煌。”

“苏亦，这么说，太抽象了，要不你具体点？”

“行，我具体吧，民国时期，经过咱们国内的众多学者的努力，已经在世界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也进行了本土化，开始形成中国民族学，所谓的改造是指中国民族学界全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同时全盘接受民族学学科的苏联模式和苏维埃民族学派的观点，同时，民族学由于在政府主持的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发挥了中坚作用，积累了大量民族志资料而创造了学科史上的一段辉煌。”

“大家都听说过咱们建国以后，全盘接受苏联模式，然而，苏联当时是模式，估计大家都不清楚吧。”

确实不清楚，大家都在摇头。

“其他方面，咱们不涉及啊，仅限于教育领域。

在苏联，社会学已于30年代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撤销，人类学仅保存了体质人类学部分，本质上也没有人类学了，因为人类体质就属于生物学领域。

至于文化人类学则与社会学同时被撤销。

建国以后，咱们国内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也是同等命运，直接被撤销，体质人类学则存在于科学院的古生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完全脱离了社会科学领域。

嗯，就是咱们考古界的大牛裴文中以及贾兰坡两位先生所在的古脊所的前身。”

“至于民族学，则以苏联的学科分类为样本，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得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