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中文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109会战意义（第3页）

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

这就使中华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

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

作战。

二、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

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

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

；“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

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

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

，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

。

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

，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

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

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

，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

，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

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

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

、’以战养战”

的重要原因。

七十四军后撤一百多公里，转进到这个位于幕阜山深处的的鄂南重镇木子店。

军部和153旅扎住在镇内，其余各部分散在木子店四周的村落。

现在，已经升任153旅少将旅长的张灵甫，手牵战马凝神伫立在广场一侧，领章上一颗金星灿烂夺目，他看到两行热泪从指挥大家唱军歌的这名少尉的眼睛中夺眶而去。

因为在万家岭大捷中指挥军队血战有功，王耀武已经荣升为了副军长，仍兼师长，李天霞升任副师长，张灵甫升任少将旅长。

这名少尉，名叫刘骁，是一个多月以前慕名投奔七十四军的。

刘骁原就读于画家徐悲鸿执教过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

和当时许多大学生一样，他读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在上海出版的《西行漫记》，无不向往中华红军的革命圣地——延安，并多次走上街头，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一年前，他逃出南京，本想不远万里去延安，只因关山阻隔、战火纷乱，走到郑州就被日军挡住了去路，只得沿平汉铁路流亡到了武汉。

在汉期间，他以画笔为枪，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漫画，各家报馆也采用了他的不少佳作，使得他在武汉——这一个全国救亡图存的中心崭露头角。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