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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7页）

课本也许能借，作业本呢？着急之中，我想起父亲的病休工资那么低。

夜盲症应该算工伤退休，该给全薪。

如果我去把这件事办成了，父亲补几年的工资，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吗？我壮起胆，乘轮渡过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这个旮旯角角来。”

邻居经常抱怨住在这个地方。

医院、煤店、菜市场、电影院、邮局，不仅隔得老远，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办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远门爬坡的主意。

我更是难得过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庆长江大桥建成，从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兴奋若狂，欢呼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以为从此就是半个城中心人。

但不久就发现，我们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贫民区的人，得往山顶走，直走到有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车绕一个大圈，才能过桥。

时间长不说，付的钱还贵，没沾到什么好处。

只有遇上大雾封江，或洪水暴涨，渡船停开时，才去拼命挤公共汽车，从大桥上过江。

坐轮渡，路要短些，还省钱，因此一切如故。

这天找到省轮船公司劳资科，大约下午三点左右。

好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在看报喝茶，有个人在打电话聊天。

我问了好几声，没有一个人理我。

然后，我走进办公室，说我是退休职工子女，来这儿主要是想问问父亲为什么没拿工伤退休工资？几个人仍然照旧，不予理睬。

我再说了一遍，打电话的人搁了电话走过来，看看我，打着官腔说：

“一个姑娘家，还能到公司来，还晓得来问父亲的工资。

回家去，我们做这种工作都按党的政策按中央文件办事，哪会有错？”

我觉得牙齿在抖，我不看说话人，眼睛盯着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说了下去：我父亲不仅不该拿病休工资，我父亲的工龄也有错，不该从1950年底解放后算起。

他是1945年前参加轮船公司的，那时国共联合抗日，按文件该算工龄。

不等我的话说完，一个喝茶的脸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来，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你人年轻，还真有两刷子。

也好，让你看，看完就别在这儿给我们添乱。”

他掏出钥匙，打开柜子的锁，从摞成小山的卷宗中，取出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从一堆纸片里找出一个本子，翻到某一页：“你自己看吧！”

我按照他指着的地方，一看，吓了一跳：“梅毒治愈后遗症目衰。”

我的父亲规矩得不让我们家孩子说话带一个脏字，他会有别的女人？决不会的，他心里唯有我母亲，他怎会和这样的病有丝毫的联系呢？我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可能？我父亲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

几个干部相视一下，大笑起来。

我很惶惑，父亲那么多年白天黑夜都在开船，眼睛累坏了，明明是在船上工作时跌下河去的，差点还送了命，该算工伤。

“他的工资搞错了，你们行行好纠正过来。”

我声音放低，恳求地说。

有人在问：“这不知高低的丫头是他的第几个女儿？”

“好像是老六。”

“哦，老六。”

笑声里夹有一种暧昧的鄙视，那种盯着我看的目光，仿佛在从头到尾地剥开我，检验我。

劳资科的人经手近万名职工，对我父亲的什么事，却比我清楚得多，他们的档案袋掌握着职工的命运。

我委屈极了，费了好大劲才没让泪流下来。

我的脚步跨出这间办公室后，心里很害怕，人怎么都有好多秘密？弄不好一下冒出来，令我惊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