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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4页）

这种因素或许会在经年累月里渐渐淡去，在异国他乡里被刻意或无意地掩去，走过灰蒙蒙的塔楼，伴着涛涛的宁静河流，然而一首旧歌谣，就会牵动眼角边罕见的潸然。

周一良先生从未忘却过他的根本，他总是格外清晰地记得曾祖父是个瘦高的白头发老人，爱写字，底蕴深厚，提笔起来就是：“天有时而倾，地有时而缺，大道千古万古永不灭”

这样的句子；他的启蒙是在私塾里，塾师们不按常理出牌，不以《千字文》《三字经》开蒙，反而先念《孝经》，再是《论语》，他起初以为是老师们的安排，后来才得知是父亲周叔弢的授意，让孩子们以此开启这一生相伴的诗书文章。

说起周叔弢，整个中国教育史尤其是家庭教育上，都绕不开他。

这位出身豪富巨贾之家的公子，不仅顺应时势，慧眼识人，为新中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还为这个国家、他的家族，培养了十个优秀的孩子——是的，他的十个儿女，后来都成为了其领域内的翘楚，有八位最终留在高校，为学术和教育奉献了一生。

长子周一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北大教授，杨联升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

便是周一良，先生则是指陈寅恪；次子珏良，长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次女与良是南开大学的生物系教授，微生物学家；三子艮良则是建筑设计专家；四子杲良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教授，神经生理学家；五子以良，是东北林业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国家森林植物学学术带头人；六子治良曾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曾担任北京亚运会工程副总指挥、总建筑师；七子景良在50年代留学苏联，是中国大陆最早使用电子衍射进行晶体原子结构分析的专家，同时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北京地质学会分析测试委员会主任。

他们的成功，自然脱不开诗书传家的家风，也脱不开父亲周叔弢开明又固本的教育方式。

周一良自己曾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严于律己之人，他兄弟五个，其他都有妾侍，唯独他洁身自好，对于子女的教养，亦是十分严格，同时思想非常开明，能够顺应时代潮流。

周叔弢本身是接替叔父周学熙走实业这条路的，家大业大，但他从不干涉子女的兴趣爱好，任凭他们追寻自己的人生，十个孩子里，有的研究人文，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作科研人员，却没有一个继承父业。

周一良曾笑谈，他在自己家里，连股票都没有见过。

可见，周叔弢诚然是一位相当开明的父亲了。

周叔弢亦十分重视孩子们国学的教育，他没有盲目追随潮流，送子女到附近学校念书，而是遵循旧制让他们在自家私塾里接受教育。

先学《孝经》《论语》《四书》；接着念《左传》《礼记》《史记》《韩非子》等古典经典，在这样的教育下，周氏家族子弟的国学底子都格外扎实。

在结束私塾教育后，孩子们才去念中学或高中，当然也有例外，周一良是大学才正式外出求学，因此刚开始难免有些不适应。

不过，后来周一良成为了历史学家，很是感谢少年时打下的厚实古典文学基础。

兼容并包，学贯中西，周氏家族的教育是随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的。

据说，当初周叔弢的几个孩子在国外留学时，当他们每每写信告知父亲他们无法看到古书时，便会在不久日子里收到周叔弢从国内寄去的诸多古书。

除了常见的《三国演义》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仇注杜诗》、《智永千字文》等。

周叔弢所选的书籍，一部分是孩子们学习所需的必读物，还有一部分是他希望孩子们能涉猎的知识。

对于父亲的推荐，孩子们向来都来者不拒，因为在他们的心里，父亲是一个令他们敬佩的博学多才之人，能经由他推荐的书，必然有其精妙不凡之处。

每每拿到，他们都能充满期待地读下去，品下去。

这种好读书，愿读书的良好氛围，自然是家庭教育的结果。

1935年，周叔弢在天津旧英租界66号路购地2.7亩，建了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占地约1.4亩。

楼有三层，建筑面积998平方米，内有住房27间，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卧室、起居室、书房；三楼就是书海，用来藏书，是周家孩子们最常流连的场所。

周叔弢的幼子，周景良就是在这所桂林路的房子里长大的，他记得三楼足足有三间屋子是专门存放藏书的。

父亲的藏书大都装在木制的书箱里，善本书的书箱是浅黄色的，樟木盖子；普通书籍的书箱则是绛红色的。

除了善本书的书箱不能随意翻阅，而其他书箱均可随意翻看。

书香、文字、诗歌、阳光和美好，像呼吸一样，参与了他们的成长，时间越走越远，依旧清晰明亮，恍如清晨柔亮的莺啼，恍如被烟火拉长的脉脉草香。

周家的孩子们，不论走过多少的路程，千里万里，重洋海外，天之高，地之阔，他们始终铭记，此时此刻此地，皆是家族的赋予，那种无声的熏陶，已经深深地埋藏进来，教会他们宽容、自信、平和、果敢、承担，那并非是说道式的教化，通篇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对于周家来说，代代传承的不止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更是这些真挚且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花开两支文理双全

“儒者修己治人，人道也……我家子弟，总以专重儒修为主，不可邪趋旁骛……”

此语出自周馥的《负暄闲语》，这其实是一册写与子孙后人的寄语，一开篇就提读书，一读书就推儒家，确实，儒家思想里的孝道、温敦、诚信、礼义，恰是君子之道，作为一介名臣，确然希望后人奉公克己，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负暄闲语》中，提到希望子孙“行善以能兴学、教人为上，周济孤寡次之。”

周馥认为，教育是首位的，哪怕是做慈善也应该排在第一位，接济孤寡老人则排在了第二位，他的思想观念十分明确——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周家曾多次给学校、学堂捐款，善名远播。

周家对自家儿孙教育的重视，亦是难以想象的。

就如周馥，四五岁时其祖父就开始教授《论语》《孟子》，暮年时周馥尚能吟诵儿时诗歌，他洋洋洒洒六万字写《负暄闲语》，只为告诫儿孙，立身立人，离不开读书二字。

周学熙更甚，为了家中私塾所用，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师古堂刻书局”

，亲自选定书单，交给书局细心刻印，送到家塾中给孩子们使用，此书单至今留存。

而周叔弢，横跨政商两界，常常忙得无暇分身，却仍旧惦念着孩子们的功课，亲自给他们制定课程表，稍有闲暇，就要检查他们的学业，孩子们外出求学，一旦他们回家，便要看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