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观念后,也认为中国人麻木不仁,在满清的统治下屈辱顺从,不知道反抗,认为这种麻木不仁,就是因为丢失了祖先的尚武精神,于是在打着恢复尚武精神的旗帜下,军国主义就被他们万分推崇起来。
这些军官回国之后,很快就掌握了实际权力,对大明軍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采取军区制,组建大兵团,建立预备兵员,这些西式军事革新。还看法各种军事期刊,报纸,鼓励军人写作,而这些中高级军官又通过他们的文章,将从西方沾染的军国主义思想,用尚武精神的概念推广开来。
于是民族主义,军国文化开始在軍队中先爆发开来,大批接受过教育的新兵,在軍队中很快就沾染了这种精神,他们的诉求自然而然就变成要求北伐中原,驱逐鞑虏,光复汉人江山。
在軍队之外,民间反而依然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即便是王韬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只是认可西方文明中的优点,反对盲目的排外,主张批判性的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真正到了完全否定自我文化,那还是五四时期的事情了,鲁迅等一批激进的文化分子,把自己的文化批评的一无是处,甚至认为只有废除中国文字,才能拯救中国。
盲目的排外不对,盲目的否定自己肯定也不对,现在这种平和的心态其实很好,一方面有人能够看到西方的先进之处,一方面还能够保留自己的优秀品质,也算是朱敬伦一直着力引导的目标。
只是万万没想到,自己亲手掌控的軍队,反而率先变得激进起来。
但想起来,这似乎也是必然而然的事情,一群年轻气盛的少壮军官,突然被送到欧洲军事最强大的英法等国,一待就是五年,他们真真正正的看到了西方强大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如果不沾染上一点不太好的精神,那才是怪事。
再说了,军国主义问题,也得分两面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可站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军国主义也未必不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西方国家哪一个不带有军国主义色彩,法国这样的共和国,当一战爆发的时候,满大街的年轻人欢声雀跃,庆祝自己伟大的祖国跟死敌德国宣战了,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么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军国精神支撑,法国怎么可能抵抗强大的德军四年的攻击,二战时期他们可是一两个月就投降了的。
19世纪是带着中世纪野蛮残余的工业化的欧洲,将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野蛮风气强加给了全世界,将世界带到了野蛮血腥的黑暗丛林时代。这个时代,一切都是军事实力说了算,没有人讲公理和道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民族不能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等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那又如何在这个黑暗丛林时代保护自己。
所以看到軍队产生了军国主义倾向的时候,朱敬伦并没有打算阻止,他唯一担心的是,军国主义思想中的盲目、野蛮和非理性现象。
这种盲目自信会让軍队过于轻视敌人,一战爆发的时候,法国、德国的年轻人都在大声欢呼,都认为自己可以轻易的打败自己的对手,就是这种盲目自信的心态使然。
这种情况,其实朱敬伦已经发现了苗头,在跟法国在越南问题上冲突的时候,他询问过文鸢等高级军官,他们一致乐观的表示,明軍能够战胜法军。
他们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中,将法国軍队的真实实力判定的很低,这显然盲目了。一战时期能够跟德国人打四年,尽管没有把德国人赶出国土,却也成功的抵挡住了德军,在面对当时最优秀的陆军的情况下,能打成这种水平,证明法军的实力相当强大。
而大明的军官,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军事体制的情况下,不加严谨的分析,一口咬定能战胜法军,显然太过盲目乐观。
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正是军国主义国家,一次次轻率的发动战争的原因,最后造成了骄兵必败和好战必亡的结果。
战争肯定也是大明将来要解决很多问题的手段,所以軍队中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助于提高战斗力,朱敬伦不打算把軍队打击的浑浑噩噩,没有一点精气神,如同文人压制武人的明清軍队那样,但也不打算让軍队盲目乐观到了狂妄的地步。
即便軍队开始变得狂妄,朱敬伦也要保证对軍队的控制力,他需要一根始终能够牵住军事力量这个随时可能发狂的猛虎的缰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