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这次的事情得让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警醒。不要为了这一次的事情就瞻前顾后,以后类似的事情还会一次一次的发生,可能二三十年都会如此。这一次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孤例,但告诉我们一件事——老百姓有怨!”
陈芝廷神色凝重起来,老百姓有怨这是大事,有怨不能平是要出大事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大案,不都是这样出现的吗。
“这几年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日子比以前艰难了,但还没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这样的苦恐怕还得再吃几年,也许整整一代人都得吃苦。”
工业化的转型期,没有一代人是很难完成的,也必须在一代人中完成,否则有可能就完不成了,很多人讨论阿根廷为什么从一个世界级富国,突然停滞不前,有从经济学分析的,有从政治角度解读的,但很少有人从人性上来解释。
朱敬伦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如何响亮的口号,无论对么伟大的目标,最多你只能鼓动一代人牺牲奉献,从没有人能让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持续几代人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而牺牲。
阿根廷人没有在一代人中完成工业化,那就彻底的失去了机会,日后的一代又一代,他们只能接受享乐,受苦他们绝对不干,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干过,没有什么结果,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这一代再干这种蠢事呢?
一代人受苦,怎么也得二三十年,这一代人不受苦,落下的差距,日后总会要另一代人来追赶的,他们只能追赶的更辛苦,更累。
朱敬伦绝对不愿意将这种责任推给后代的,事实上现在他也可以选择民生多一些,他完全可以限制大茶园的发展,让那些小茶园在享受一二十年垄断的福利,可是之后呢,印度茶上来了,他们还是要破产,二十年之后的差距,可就真的赶不上了,这种时间成本往往是最大的机会成本,用中国人的观念来说,就是气运,你失去了那个大气运,再想遇到,没那么好的事情,除非你是上帝的私生子。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就不可能让他们心里没怨恨,可是我们得让他们有怨能平,得让他们有说理的地方。公堂本来就是一个说理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让公堂敢说话。谁都不能干涉公堂断案。只是现在老百姓还不太爱打官司,否则他们也不至于用刀子说话。都是一群文盲,但也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个说理的地方。我想了很久,似乎我们现在可以做点事了。官府现在把学堂都管上了,小学也教了数学,但还缺了一门课,法律!”
教育肯定是必须的,现代教育的目的,中国人长期走了弯路,新中国后一直以为国家培养最急需的人才为目的,大肆强调数理化的重要性,试图补上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科学这门功课的严重缺失,但是矫枉过正,反而忽视了传统文化中浓厚的人文气息。
西方人教育的目的是给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至于人才,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而不是国家的义务。结果西方人的世界观反而比较正常,没有那么多的功利。
但中国传统中缺少法律的教育,传统教育中对待法律的看法往往比较负面,爱打官司的人是不道德的,息讼的结果是让法律没有成为保证公道的最后一道屏障。加上官员的渎职,法律确实也不公道,最后更没人相信法律了。
有什么办法能比从小就教育孩子的法律意识好呢。
“这事礼部跟刑部合议吧。”
礼部管教育,刑部管司法,法律教育的问题,当然就这两部共同协议出一个方案最好。
“这是长久的事情,下一代人才能起到效果,这一代人是要吃苦的。但是让他们吃苦,也得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吃苦,得让他们知道他们吃苦是有结果的。得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现在吃苦,下一代就不会在吃苦了。现在工部力推兴业大计,不就是用富民来说事吗,让工部牵头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发告示也好,打广告也好,让大家有个盼头,不绝望是正理。”
不让人绝望,人就不会不顾一切,这是朱敬伦从那种明明大大减少了数量,反而安定了人心的移民现象,哪里领悟到的,因为他给人了最后一点希望。
陈芝廷回去后立刻遵照朱敬伦的指示,让刑部和礼部合议推广法制观念的问题,一定要让老百姓知道公堂是最后说理的地方这个道理;让工部出面宣传工业的最终目的是富民这一个理念,为此每年拨出十万两给工部作为宣传费用。
关于这次砸砖厂的问题处理,那几个激愤闹事的烧窑工依然是被判流放了,流放到了阿拉斯加,但因为他们这次事件中没有死人,因此流放期限只有三年,官府保证给予他们家人以照顾,清醒过来的烧窑工都认罪了。
当然该挨的骂还是少不了,就有一群自认为为国家考虑的精英,批评官府这种做法,是在助长暴民犯法的行为,也有骂官府不过是出事了才知道收买人心,早干什么去了。
但陈芝廷知道,官府出面照顾那些老弱,不过是出于仁道考虑,只是因为他们少了家里的顶梁柱活不下去,而不是因为其他什么政治考量,这件事他做的问心无愧,突然感觉到,那些骂声似乎根本不值得关心了。
国内的问题很麻烦,国外的问题也一团乱麻,最麻烦的是法国人。
德意志邦国联军在法国政府倒台期间,如入无人之地一般攻打到了巴黎,包围了巴黎,整个欧洲的目光都吸引到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