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财政权上,朱敬伦不再给尚书省下限制,无论多大的财政拨付,只要尚书省认为合理,他们都可以自行决定;另外是外交权,之前朱敬伦在大政外交上基本上是亲自来抓,因为他确实有这方面的经验,而陈芝廷政府实在是陌生;最后是将司法权力也完全移交,之前各种法律基本上都是朱敬伦亲自抓的,但现在只要尚书省认为有必要出台新的律法,朱敬伦闭着眼睛签字,根本就不看一眼。
唯独军权还牢牢掌握在朱敬伦手里,但已经开始让政府对军队有一定的限制了,比如军队的预算问题,基本上全都交给了尚书省来审核,朱敬伦不加干涉也不给政府施压。
下放权力之前,朱敬伦处理了最后几件重要的事情。
首先就是军队的事务,军权是不敢交给别人的,这是关乎到这个国家基石的问题,不由得朱敬伦采取保守的态度。
让政府对军队有一定的制约,是目前能做到的极限,至于让军队听命于政府的问题,目前并不在计划表上。
大明的军队客观来说已经很强了,但跟最先进的西方军队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或许打一下二等的意大利等国军队没问题,但是跟英法等最强大的军队抗衡,还有差距,差不是差在士兵的技术问题上,训练这种东西大明军队已经完全引入了西式方法,差距主要是军队的管理和军官的素质。
大明军队引入了参谋制度,引入了独立的后勤、财务制度,但军官素质达不到要求,管理依然比较混乱,大明军队还远远称不上是一架战争机器,充其量也就比清军强大一些,跟英法相比还有差距,更不用说跟精密的普鲁士軍队相比了。
军官素质又差在两方面,第一是他们科学管理的基础太差,让一个个过去连数学都没接触过的军官,直接转换成基于数字的精确管理上,实在是不现实的事情;第二则是他们自身的思想问题,尽管通过学习西方,大明军队的战斗力提升是有目共睹的,但依然有许多军官鄙视西方,鄙视西方,就不可能诚心诚意的吸收西方在十九世纪爆发的现代知识,迟早还是要落后的。
朱敬伦觉得,他之前能在国内做的已经做的足够好了,他建立了军校,让大多数中高级军官都进军校学习过,但是学习的效果他无法保证,军校无法影响的正是他们的思想,另外军校中主要的教官,也只是瑞典等欧洲二流军事国家的军官,水平也有限。
所以北亰之战过后,朱敬伦就开始选派军事留学人员,他没有精挑细选,而是直接一刀切,凡事年龄在三十岁一下的军官,全部派去西方,派到各个国家去,经过外交沟通,英国和瑞典、丹麦和德国一些邦国,都很愿意接受中国军官到他们的军校学习。
之所以让几乎一个断层的年轻军官都去,是因为鄙视洋人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不是个别人的行为,因此干脆将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都派去。让他们切身的看到欧洲在这个时代的先进性,看到欧洲军队在这个时代展现出的碾压其他地区的战斗力,用事实来打击他们的盲目自信。
朱敬伦不希望国人面对西方的时候的盲目自卑,他也不想看到自己手下的官员那种盲目的自信,不管是自卑还是自信,只要是盲目的,就是不客观的,他追求客观,实事求是。
在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下,不但大量的中低级军官不得不去西方,连一些高级军官,比如文鸢这种统领级别的军官,都得去西方走一遭,不得不说大明军队实在是一只年轻的可怕的军队。好处则是,这次选派,几乎包含了各个级别,一旦他们回国后,会带来一股从上到下的新气象。
军事问题之外,还有一桩法律问题,拖延日久的对侯进和张千山的审判工作。
这俩人身上的罪名是谋反,即便是这样的重罪,目前依然要走法律程序,由广州最高法官亲自审理,同时允许他们雇佣律师辩护。
张千山事情做的稳妥,始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谋反的意图,无论是他说的话,还是做的事情,都无法证明他当时确实谋反了,说话方面,他自始至终对所有人都说,是为了保证朱家江山,他进兵广州是因为保住朱敬伦儿子的继承权,担心有逆臣谋反。
唯一的破绽是张柔没给他写那封信,也就是说张柔并没有怀孕,而张千山假托女儿写信告诉他自己怀孕的事情。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张柔出面作证说,她确实写信了,张柔表示她当时大夫诊断自己怀孕了,所以写了这封信,结果发现是误诊。
显然张柔做了假证词,这不是朱敬伦让她这么做的,朱敬伦恨不能让张千山这个搅屎棍子伏法,但张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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