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建国以来,言论就相对自由,客观上来讲,由于香港的存在,大明无法封锁所有的自由舆论,无法做到日本那样的严格新闻管制,主观上来讲,朱敬伦认为,舆论的引导和批评,有助于老百姓的现代性启蒙和释放社会矛盾压力。
你让人说话总比不让人说话的怨言要小的多。
而且这些年朱敬伦通过巧妙的周旋,始终让政府处在中立位置,并没有成为舆论批判的重点。
大明的舆论其实很有意思,最先开始办报的是一批新派人物,他们掌握了十多年的媒体话语权,后来传统士大夫也开始介入创办报纸,尤其是教育改革期间,新派对乡村士大夫进行了密集的文化垄断批判之后,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动办报,跟新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大论战。
他们围绕了大量思想和意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主要集中在西化和变革上。
一批新派报纸已经开始了全面西化的鼓吹,而老派报纸则强调中国道德文化的优越。
两派谁也说不了谁,比较折衷的态度,还是满清洋务派那一套。
就是不能动传统思想的内核,可以在技术方面进行引进。
就如沈葆桢说的:“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
士大夫极力反对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你连中国人的性情都变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中国还是中国吗。
在这些大论战中,政府始终保持沉默,很好的将自己孤立于舆论的漩涡之外。
这跟日本截然不同,日本新闻管制很严格,但是私下的各种传单去十分流行。
而且日本民间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的呼声,民间有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鼓吹,官方有大隈重信这样的大臣推动,民间各种改革派要求模仿英国进行立宪、制定议会的人物到处演讲,很受日本学生的欢迎。
日本之所以从开国就出现了要求西化的声音,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受到传统束缚比较轻,所谓船小好调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打到了一批高层精英,之后政治斗争又清洗了一批政治人物。这些人进入民间之后,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反对力量的骨干,西化不过是他们争取政治权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而大明没有经历过激烈的权力斗争,朱敬伦执政前广東官场上掌握权力的,是一群外地的文官,这些人在本地没有形成错综复杂的地方势力,无法拧成一股绳,乡村士大夫阶层虽然保守,但却缺少高层精英作为主心骨,因此反对力量始终是分散的,对政府形不成威胁。
没等乡村士大夫形成反对势力,大明又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与新派一起,开始在民间制衡反对派。
而且大明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其实还是借助了传统势力对新派势力的制衡,才得以牢牢掌控权力,推行各种必要的改革。
因为如果真的早早立宪、议会的话,这种权力分散,内部政治倾轧的模式,会让改革变得迁延日久,甚至出现反复。
借助老派和新派之间的对立,让他们在报纸上相互争辩,释放社会压力,让知识分子从中启蒙,让他们自己判断好坏,政府则以中立的态度,进行了行政、司法、军事和教育上的大量改革,而始终没有遇到强力的阻碍。
但这一次政府真的遇到了麻烦。
因为新旧两派,在对美国战争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反对战争。
不是他们爱好和平,而是认为这是一场非必要战争,美国侵犯华人的权益,大明也应该以相通的方式制衡,而不是直接发动战争。
这主要还是因为几年前刚打了一场短期内看不到实际利益的战争,将法国逐出越南,老百姓没有看到半毛钱好处,期待的赔款也没有一分,反而购买法国的殖民地还掏了一笔钱,为了越南人伤亡几十万大明士兵,尽管赢得了道义上的荣耀,但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看重实利的百姓的胃口了。
这场对美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人欢迎,而且很快大明连对法战争中仅有的成果,马达加斯加都还给了法国,更是让人不满。
其实舆论之所以如此不满,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政府在战争问题上,始终忽视舆论的声音,而舆论在战争问题上,却出奇一致的统一,不管是老派还是新派,从来都认为,大明战争的第一方向就是北伐。
新派认为统一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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