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帝,竟然还需要跟臣子进行这种内斗,朱敬伦感到自己很失败。
他追溯历史,想要得到一个答案。
他发现,在秦代之前的历史上,从来还没出现过君相之争,朝堂上争斗最严重的,无非是将相之争,从没有发生哪个国家的内政混乱,是因为皇帝跟丞相之间的冲突形成的。
那时候流行的是拜相、拜将,君主将内政全权委托给丞相,垂拱而治,也不担心会发生什么谋朝篡位的事情。燕国的丞相子之倒是想坏了规矩,诱导燕王哙禅让君位给他,然后就爆发了子之之乱,最后齐国、中山国联合干涉,攻破了燕国都城,将子之剁成了肉泥。
也有成功的例子,齐国田氏取代了姜氏,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晋国。但这些都还属于是权贵之间的倾轧,纯粹的文官集团尚未形成。相权往往把持在高等贵族的手里。
直到商鞅变法,改变了权贵把持朝政的传统,一大批底层士族,甚至平民,获得了晋升的渠道,通过激发底层士族的士气,秦国政权得到了爆炸性的力量,一统天下,同时也终结了一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古典贵族统治。
打破了思想禁锢的老百姓,才能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雄音,又通过这种方式葬送了秦国,实现了拔剑者死于剑下的箴言。
秦汉时期还能勉强保住权贵政治,新的贵族依然在政治上有巨大的优势,虽然屡屡有强势君主破格提拔平民的事情,但垄断文化传承的贵族和大宗族天然控制了权位,到了曹操时代,为了笼络完全取代了先秦贵族集团的大宗族势力,出台了九品中正制制度,给天下宗族划分等级,按照品级让这些宗族势力瓜分国家官职。
这段时期,政治倾轧变成了皇权跟大家族之间进行,司马氏取代曹氏,东晋门阀政治,都是这种表现。
传统意义上的君相之争,以及君相之争背后反应的官僚集团和皇权的权力斗争依然没有形成。
唐朝奠定了科举制度,从此底层文人开始取得规范性的上升渠道,可以通过科举晋升,唐太宗盛赞这种制度,得意洋洋的表示,“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
科举制度爆发的力量,彻底让文官集团形成,武则天夫妇利益文官集团,彻底剪除了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从此门阀政治彻底终结。
到了宋代,科举制度完全成熟,从此政治彻底变成了皇权和官僚集团博弈的结果。
宋神宗时期,想要变法,与大臣议事,神宗说:“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名臣文彦博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文官可以当着皇帝的面说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代表着皇权与官僚集团政治平衡的形成。
但唐朝时候士大夫刚刚形成,宋代的时候,士大夫以初升之势,压过皇权一头,都形成了某种平衡,到了明代,朱元璋不愿意看到宋代君权衰弱的现象,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宰相制度,结果没有形成皇帝专权的现象,反而让文官集团和皇权之间的平衡打破,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格外激烈,层出不穷的党争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
到了清代,通过杀戮,从关外进来的满清权贵集团,彻底撕碎了文人士大夫的荣誉感,失去了气节的文人,从此以奴仆的姿态服务于皇权,在满清的政治语境中,“皇帝圣裁独断”这样的语言,竟然带有了褒义味道,而在宋明时期,这代表着皇帝的昏庸,听不进谏言。
不得不说,尽管清代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向奴仆化发展,但奠定了皇权至上的原则,事实上清代的政治,是比明代要稳定的,没达到君权跟相权能够斗争的程度。
大明的政治制度虽然是新建的,柔和了现代管理制度,但政治文化毫无疑问是从满清承袭过来的。理论上讲,是不可能发生君相之争的,可却因为朱敬伦大胆的放权,导致文官集团独立意识的恢复。这种独立意识,慢慢促使他们开始否决皇帝的态度,在政治上开始形成自己的思路。
从大方向上看,这是一种进步,是开明的君主与强干的文官相结合,可问题是,朱敬伦能做到开明,官僚却未必强干。
从奴仆化士大夫走来的文官,骨子里带着阴柔,却拥有了至少是宋明时期的独立意识,于是又造成了另一种政治失衡。
这才迫使朱敬伦导演了这次政变。
政变的结果是陈芝廷辞官。
后继者是九月多回国的。
正是出行欧洲长达半年之久的赫德。
赫德受宠若惊,却早有预谋,或者说图谋许久。
国际上震动,一个外国人,做了另一个国家的首相,这种现象,从腓特烈大帝之后,欧洲政治中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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